1984年4月16日，天气乍暖犹寒，阴沉的天空洒着蒙蒙细雨。在邯郸火车站广场上，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广场东面的小件物品寄存处，存取物品的旅客应接不暇。工作人员鲍瑞梅尽管忙得不可开交，但阵阵刺鼻的臭味儿却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马上对寄存的物品逐件进行全方位检查。

　　高度的警惕性，促使她向火磨派出所报了警。干警孟庆林和李一民闻讯赶来，立即把纸箱搬到门口进行检查。纸箱盖刚一打开，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围观的群众有的捂着鼻子走开，有的当场呕吐。他俩屏住呼吸，把箱内的塑料布包打开，不由大惊失色：里边包着人头、手、脚等碎尸！

　　警笛嘶鸣。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接报后，大队长带领刑侦技术人员火速赶到现场。此时，围观的人群蜂拥而至，雨又下个不停，勘查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大队长当即决定留下两人勘查现场，其他人将纸箱带回市局检验。检验工作在刑警大队长、痕检工程师殷清秀的指挥下，以极其认真的态度、严格的要求，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

　　纸箱规格为50×40×25厘米，箱上印有“山西名酒，太原综合食品饮料厂装制，建设南路84号”等红色字样。箱外用包皮纱布条和麻绳连接捆绑，纱布条上附着一根8厘米长的多色纤维。箱内碎尸共两个包，分别用牛皮纸和塑料布包裹，用细麻绳、白线绳和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捆绑。一包内包着人头、双手、双脚和男性器官；另一包内包着上躯干和连着的肩胛骨。

　　碎尸高度腐烂，外观模糊不清，触之如糊状，散发着恶臭，给检验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刑侦技术人员像考古工作者鉴别出土文物一样，拿着放大镜，一件件，一点点，大至纸箱，小至每根毛发、线头，都一一认真细致地检验。技术股长王彩臣为了鉴别包装碎尸的牛皮纸，当他在放大镜下发现上面附着有白色结晶体时，竟冒着恶臭仔细鉴定是盐还是硝碱。

　　头部外粘着一束束2.53厘米黑发，上唇部有0.3厘米的胡茬，上牙仅留3颗，无下牙，下颌骨正中线厘米的褐紫色，颅骨无损伤；

　　胸廓上自第3颈椎，下至第2腰椎，连着两肩胛骨，呈筒状排骨样，无内脏，有少量的苔，胸外皮和肌肉缺损，连在腰椎棘突上的肌肉有切迹，胸椎右缘从胸关节下至剑突左缘的软组织全部断离；

　　两手大小形状一样，均从尺骨小头、下腕关节处断离，左手无名指和小指末节缺损，右手食指缺损；

　　双脚表皮脱落，骨质未见损伤，左脚脚弓较高，右脚掌扁平，脚弓较低，脚茧较厚，两脚食指因挤上翘；

　　面对碎尸，侦查人员意识到，侦破这起案件是十分艰难的。一是抛尸地点在车站，人员流量大，侦破范围难以确定；二是碎尸已高度腐败，模糊不清，有的尸块(如手)缺损，对案情分析造成一定困难；三是小件寄存处制度不严，对存件人未作详细登记提供不出任何线索……

　　市公安局第二会议室内烟雾弥漫。来参加案情分析的有市局局长和刑警大队的，各区分局、县局的局长、刑警队长和技术人员，省公安厅技术科的两名专家也专程前来指导。大家听了刑侦技术人员对碎尸的勘验汇报，看了碎尸存放现场图、碎尸照片和检验笔录、鉴定书。据此对案情性质、发案时间、所用凶器以及被害者、作案者和侦查范围等进行了认真分析论证。取得了以下共识：

　　1、头和器官包放在一起，是一种极大的嘲弄，显系杀人。而从碎尸程度之严重和手段之残忍看，兼有仇杀因素：

　　2、枕顶头皮有5x5厘米出血紫斑，颅骨未见损伤，可能是头部受钝器暴力打击，造成休克死亡。而从尸块骨质断面整齐程度较重及肉内切迹看，碎尸工具系便于挥动的菜刀之类锐器；

　　4、根据手脚躯干长度，推断死者身高1.60米至1.65米。从牙齿、牙床和颅骨连接情况分析，死者年龄为50岁左右。下颌骨正中线向右偏倒，证明死者嘴向右歪。从头发长度、齐整程度看，死者生前留光头。脚茧较厚证明死者系体力劳动者；

　　5、查包藏碎尸的塑料皮系邯郸市塑料五厂产品，查太原综合食品饮料厂所造“山西名酒”，除邯郸火车站烟酒商店于1983年10月至1984年元月购进520件外，邢台和山西、山东、河南等临近地、市均未进购，分析犯罪分子可能是接近废品收购站或家中生活条件不好，好捡破烂的人；

　　根据有限的碎尸作出的上述分析，不仅大体描画出受害人的体貌特征，而且也大体能确定“犯罪分子就在我市或周围地区”，从而为破案明确了方向。

　　一个由市局局长挂帅、刑警大队队长指挥，由刑警大队和各分局、县局抽调的33名精兵强将组成的侦破班子，迅速展开了侦破工作。4月17、18日，连续召开全市各级公安保卫部门及邯郸地、县直属单位两个大会，通报了案情，部署任务；向市周围各县及友邻地市发布了协查通报。与此同时，干警们争分夺秒，四面出击：

　　——查全市各厂矿企业、事业和各区、县春节前走失的人中，至今下落不明的有200人，对照死者年龄和体貌特征，未发现可疑者；查全市讨要、拣破烂的和收废品的人，未发现失踪及与死者特征相似的人；

　　——查《河北日报》、《邯郸日报》、《邯郸市日报》1983年元月至1984年3月共千余份报纸上登载的所有《寻人启事》，均未发现与死者特征明显相似的人；

　　——查全市所有服刑人员档案资料，证明死者不是本市近几年来曾受过打击的人；

　　——查全市春节前死亡土葬的人中，有8名与本案死者某些特征近似，但均未发现挖墓盗尸的情况。

　　此外，还走访了全市18家医院、门诊部，翻阅医疗单据近万张，也未发现任何线索。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月，案情仍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是案情分析的不准呢，还是侦破工作存有漏洞？

　　市局领导及时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全体专案人员认真总结工作，检查漏洞，献计献策。终于查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协查通报只印发到公安保卫部门范围太小，网目太疏，容易漏掉目标；再者，协查工作的伸缩性很大，有的公安机关工作繁忙，不可能拿出太多精力去协查。

　　据此马上制定了新的侦查方案：扩大通报范围，市内发至街道居委及周围农村，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在报纸上公开登载招认无名尸启事；逐步加强技术检验、鉴定分析和专案调查工作。

　　果然，从5月3日到5日，在《邯郸日报》连续3天登出招认无名尸启事后，5月6日上午10时，广平县胜营乡蔡庄村的蔡增海及其姐夫杨双喜即拿着5月3日的《邯郸日报》风尘仆仆地来到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蔡张口就说：“报上登的无名尸与我父亲差不多！”

　　接待的干警心里一惊，忙问：“你是啥地方的？你父亲多大年龄？什么特征？什么时间走失的？”

　　“我是广平县蔡庄村人，”蔡增海说，“我父亲叫蔡清朝，51岁身高1.65米左右，无下牙，留光头，瘦长脸，有小胡须，是1983年腊月初不见的，听继母说出去做买卖了，至今未归。”

　　听到蔡父的特征近似寻找的“目标”，接待干警禁不住怦然心动：“你父亲的嘴歪吗？”

　　年龄、身高、体貌特征和出走时间显然都与分析的死者体貌特征相似和接近。接待的干警说了声“你们等一等”，马上就报告局长去了。

　　事有凑巧，在此之前，局长已得知另一个调查报告：经访问地、市棉麻仓库经销部门的证实，捆绑碎尸所用的麻绳，是安徽、浙江一带出产的魅麻，1981年我区的广平、魏县曾有进货。局长把这两个报告联系起来，脑海里的侦察方向豁然开朗，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当即决定由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书考带领三名侦查员，立即同蔡、杨一起赶赴广平，依靠当地公安部门和群众，迅速进行侦破工作。

　　车轮在邯郸至广平的公路上飞转。当天下午，张副大队长带领三名干警同蔡增海、杨双喜径直赶到蔡庄辖属的广平县胜营派出所。

　　真是不巧不成书，恰好县公安局来局长在此检查工作，所里三名干警都在。他们立即向局、所领导汇报了案情和来意，县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一致表示全力支持。接着一同研究决定：为慎重起见，先找蔡庄书记和治保主任了解情况。

　　书记和治保主任所谈大部分情况与蔡增海所叙基本一样，只是在证实蔡清朝的嘴是否歪时，支书肯定地说：“嘴向右歪。”而治保主任却说：“不歪。”

　　出现了疑问。而这一点却丝毫不能马虎。因为这是关键特征，对认定死者至关重要。接着又将蔡增海的奶奶和大哥叫来。他们所谈情况，与专案人员掌握的关于蔡的情况基本吻合。蔡增海的哥哥还证实蔡清朝的脚食指上翘，也与尸体勘验情况相符。

　　但当谈到蔡的嘴部特征时，蔡增海的奶奶却说：“几个孩子长得都像我，不记得嘴歪。”可是侦查员惊奇地发现，老太太自己的嘴就歪，只是闭上嘴不那么明显。这说明，人在细微处的差别，习以为常的人是容易忽略的。

　　为了进一步将问题搞清楚，侦查员在派出所和大队干部的带领下，着便服连夜赶到蔡庄深入调查。当天22时左右，村里放映电影刚刚散场，他们先后找蔡清朝的四邻及曾和蔡一起喂牲口多年、关系较好的蔡成、蔡风洋和蔡有贤等人，一直座谈到次日凌晨。不仅证实蔡清朝的年龄、身高、体质、相貌等均与分析相似，而且肯定蔡清朝的嘴确实向右歪。

　　查明了被害者，案情急转直下。大部分侦查员调集到广平，主管副局长张联阁前往指挥。围绕死者，很快了解到其妻张佩芳系重大嫌疑对象。

　　张佩芳，女，47岁，是蔡清朝后续之妻，北京市人。原系北京市证章厂（现标准件厂）工人，1965年曾因怀疑前夫张有德有作风问题，持斧行凶，向张头上连砍4斧未死，被判有期徒刑7年。1972年刑满释放后被调往广平县蔡庄落户。同年与蔡结婚并生一女名蔡亮（11岁）。1974年又因盗窃大队粮食被判刑4年。蔡张结婚后关系紧张。不久，张即将蔡母及蔡前妻所生三个儿子赶出家门，不准来往。平时蔡倍受虐待，曾数次被逼上吊、跳茅坑、喝毒药。

　　经查，蔡平时根本不会做买卖，也没有做过买卖。蔡的儿子几次找张，问蔡到哪去了？张佩芳总是没好气地搪塞说：“他有胳膊有腿的，谁知道他上哪去了？地上千条路，谁知他走哪一条！”

　　进一步了解，蔡作风不规。1979年至1983年，曾几次猥亵、侵犯其女蔡亮，张佩芳发现其兽行后怀恨在心。张佩芳领其女到医院检查和上告，均无结果。张佩芳曾恶狠狠地扬言：“没人管，我自己处理他！”

　　显然，张佩芳是重大怀疑对象。但是，面对一个女人，侦查员们不免心存疑虑。假若凶手是张佩芳，杀人碎尸这种大案，难道是张一人能干得了吗？可进一步调查证明，张平时性情孤僻，向不与人来往，未曾发现亲近者和作风问题，而蔡在村里也没仇人。

　　5月7日夜、当侦查员抓获张佩芳时，院内的排子车上装着箱子、衣被、缝纫机等。看来，张佩芳打算溜之大吉，再晚一步张可能潜逃。侦查员不由暗叫：“好玄！”

　　在两名副大队长的指挥下，8名侦查员、技术员对张宅进行了认真细致地搜查和现场勘查。在小南屋面板上和门内西侧30厘米处的墙上发现有喷溅血迹；在北屋小炕墙15厘米高处，有数十点喷溅血迹和绿豆粒大小的一块肉组织。经化验系人血，血型均为B型，与死者血型相同。在北屋的西窗上、墙洞内、梁头上和桌子下面，均发现大量牛皮纸、塑料布、粗细麻绳、麻经儿、白线绳、包皮纱布并附有多色纤维和失去弹性的松紧带等，这些物品均与包裹碎尸用的物品相同。在其家还搜出断肢再植图谱一张。所有这些，都为破案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张佩芳上中等身材，长脸，稀疏的眉毛下吊着一对三角眼，一副凶相。加上她曾被两次判刑，具有行凶杀人史，而又性情孤僻，显然是个难以对付的“硬茬”。

　　正如专案人员所分析的那样，张犯确实很难对付，两次审讯，都不动声色，坚不吐实，并不断向我进行反侦查。

　　“我是两次被判过刑的人，什么阵势都见过，你们如有证据，枪毙我也没意见。”硬归硬，但是专案人员还是从她的言谈表现中发现了可作攻击目标，找到了三个突破口：

　　二是张犯对什么是证据理解狭隘，认为证据仅限于尸体，碎尸处理了，你们就不可能抓到证据，因此也就无法处理她，这显然是一个幻想；

　　三是张犯自感罪行很严重，对政策怀疑，觉得既然没有活的希望，那就准备顽抗下去。

　　攻击张犯的第一个突破口的任务，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二中队年轻的女侦查员来担任。自张犯被捕后，专案组便让她们照顾张犯的女儿蔡亮，几天来她们已经混熟了，破案的重要线索就是从这里获得。

　　“哎，小亮(蔡亮)，你爸爸走后，你妈妈带你到啥地方去过，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

　　“下了汽车上火车站，妈妈让我看着两个包，不知妈妈从哪儿找来个纸箱子，把两个包放在里面，送到车站一个大房子里，就领我去看病，看完病就回来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蔡亮的回答对证实抛尸时间地点和下步审讯提供了重要的旁证。

　　5月9日夜,第三次审讯开始了。局长傅玉堂同副局长张联阁研究对策，决定亲自审讯。开始，张犯还不老实交代，说“反正是死，你们随便处置吧。”傅玉堂严厉指出她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揭露了她企图顽抗到底的态度和种种幻想，告诫她“自己犯了罪也要为孩子想一想”，并适时运用了证据。张无计可施，感到别无出路，又怕顽抗到底殃及孩子，于是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张因蔡侵犯其女怀恨在心，早已产生杀机。

　　1984年1月1日晚饭后，孩子已经熟睡，蔡清朝也到分居已久的小南屋休息。张佩芳睡前到小南屋看火，蔡清朝趁机从炕上下来抱张求欢。张用力一推，蔡踉跄几步头碰到墙上，蔡恼羞成怒，一脚将张踢了个嘴啃地。张怒不可遏，爬起来顺手从门后操起擀面杖，朝蔡头部就是一棒。蔡一手捂头，欲再踢张，张猛转身，朝蔡后脑又是一棒，蔡顿时气绝身亡。

　　蔡死后，张想将其尸埋在院内菜窖里，但怕日后被闻出臭味扒出；想扔到村外，又背不动。于是决定碎尸处理。张先割下头、手脚和，后剖腹挖出内脏，解下四肢，剔骨剥肉，并将肉煮过、剁碎。因肉煮得不熟，在北屋小炕前剁碎时，血喷溅在炕墙上。

　　第三天（1月3日）夜，张又将碎尸用牛皮纸、塑料布等包成两包，一包内包头、双手、双脚和，另一包内包躯干，放在小南屋里，于4日以给蔡亮看病为幌子带到火车站。原想带到火车上，让车将碎尸带走，因春节前对上车物品检查很严，耽心暴露，便从车站广场东南角的安青商店要来一个装“山西名酒”的纸箱，把碎尸装入捆好，存入小件寄存处。

　　回家后，又用麻袋装进四肢骨、盆骨，用塑料袋装进肠、肺，于夜间分别抛于蔡庄至胜营的三口井里。剁碎的肉借担水、赶集之机带出喂了狗；猪、鸡等畜禽。

　　第二天，天气阴沉，细雨霏霏，副局长张联阁带领侦查员、技术员及广平县公安局的领导和干警，群情激昂，迅速前往打捞井内抛尸。在直径难以挥锨，污泥没膝的井底捞出了蔡的四肢骨、肠系膜等，经化验血型均为B型，骨骼复位吻合，证明是蔡清朝尸骨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