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李庆霖发表讲线世纪中期，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全国上千万的知识青年插队到农村，接受教育和锻炼。在这场运动中，有一位小学教师未解决自己孩子在下乡过程中的困难，毅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结果不但改变了上千万知青们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未解决城市中青年学生的就业问题，加强农村农业生产，国家开始号召城市青年“下乡上山”。

　　毛主席和国家提出这一号召，其实也是效仿“老大哥”苏联。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祖国出现了很严重的粮食短缺现象，对于粮食这个民生问题，毛主席深感焦虑，在团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看到苏联在1954年开始的大规模垦荒运动，完全解决了就业问题和粮食问题，可谓是“一箭双雕”。

　　当时苏联以城市青年为垦荒的主要人群，在两年的时间中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代表团回国后，将苏联的这一做法向中央汇报，认为这样的做法在当时能解决就业和粮食两大问题，毛主席对此做出了肯定。

　　1955年8月，北京率先组织60名青年组成垦荒队，到黑龙江省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就生产出大批的粮食和蔬菜，而且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随后大批青年垦荒队去往河北、山东等地，受到北京方面的影响，南方很多省市也随即组成垦荒队，去往海南、青海等省份，拉开了城市青年下乡上山的序曲。

　　这一指示立刻受到全国范围内的热烈响应，数以百万计的城市青年学生涌向了农村，全国上下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在这期间就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很多青年在下乡之后吃不饱饭，医疗得不到保障，甚至还出现了很多的不正之风。但这样一些问题在当时都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直到一名小学教师给毛主席写信，才彻底改变了这些下乡青年的命运。

　　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哭诉这名小学教师名叫李庆霖，出生在莆田县城关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他的祖父曾经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在首饰铺当学徒，在首饰铺关门之后，也曾经到乡下乞讨，后来由于精神上出现了问题，虽然年纪不大，却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的负担就压在了李庆霖母亲一个人身上。

　　李庆霖的母亲依靠在别人家当保姆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尽管家里生活十分艰难，李庆霖的母亲还是坚持让李庆霖到学校接受教育，而李庆霖的妹妹就没这么幸运，8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草编店学习编织草帽草席。

　　1944年福建省一所师范学校到莆田招生，不但能无偿上学，而且还提供食宿，李庆霖听说之后立刻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开学的那一天，李庆霖的母亲挑着行李，和李庆霖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走了一天的路才走到了学校。

　　李庆霖知道这次上学的机会非常难得，在进入学校之后，李庆霖发奋读书，4年之后顺利毕业，被分配到家乡的一所小学担任老师，每个月有140斤大米作为酬劳，虽然日子已经很艰苦，但总算能有一口饭吃。

　　解放之后，他继续留任在学校中，1951年他在当地找了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婚后五年生下了三个孩子，之后全家搬回到城关老家居住。后来李庆霖由于所教授的毕业班成绩不理想，没有一个同学考上初中，被当作了典型，同时被免去了教导主任的职务。

　　这些经历并没有打倒这个文弱的书生，反而让李庆霖的内心更加坚强，也正是因为如此，

　　1968年李庆霖的大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之后，根据政策李良模离开家乡，被分配到距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插队，当时规定每一个下乡的知青每个月有口粮三十六斤，生活费8元，结果口粮和生活费没发了几个月就暂停了，知青们在山区劳动非但没收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还需要家里贴补才能生活下去。而且很多知青原先生活在城市，到了农村之后有很多困难根本得不到解决。

　　作为孩子的家长，李庆霖对于孩子面临难以解决的困难，心中自然不好受。随着李良模生活的困境越来越严重，李庆霖开始想办法找上山下乡的领导解决这一问题。从儿子下乡的公社，到莆田地区民事组，李庆霖一级一级向上反映问题，结果都石沉大海，丝毫没有回应。最后李庆霖没有很好的方法，决定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

　　李庆霖拿着信走在去往邮局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打鼓，担心自己写的这封信毛主席收不到，因为之前李庆霖曾经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就毫无音讯，

　　想到这些李庆霖心里一阵激动，立刻返回家中将信封上的收信人改为“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同时也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自己家碰到了天大的困难，请她一定将信转交给毛主席，然后将两封信放在一起一同寄了出去。一封回信改变了李庆霖的命运

　　1973年4月初，毛主席在看到了由王海蓉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信中描述的悲凉情景，毛主席潸然泪下。李庆霖在这封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客观陈述了下乡知青遇到的生活困境，同时也揭露了一些地方干部的不正之风，在信的结尾处，李庆霖哭诉自己实在是走投无路，只好冒昧地给毛主席写信，实属不该。

　　读完这封信之后，毛主席派出几个调查组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了解知青下乡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结果这样一些问题比李庆霖在信中描述的还要严重，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之后，亲自给李庆霖写了回信：

　　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让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寄给李庆霖。5月6日，李庆霖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在牛皮纸的大信封上印着“中央办公厅”的红色字样，李庆霖拿到信之后心里“咯噔”一下，看来自己写的信毛主席收到了。

　　他哆哆嗦嗦地将信纸展开，里面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在读了一次又一次之后，李庆霖泪流满面，始终不敢相信毛主席真的给自己写了回信。直到第二天，李庆霖才清醒过来，将信拿给县委书记刘功看，刘功看过之后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就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写回信的第二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了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知青问题，会议从晚上九点一直开到了第二天凌晨一点多，在会上，周总理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回信，号召大家“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在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之后，大家着重研究了知青们下乡之后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会后，毛主席写给李庆霖的回信被印发全国，国务院农村部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组织了一支七十多人的工作队，分成12个调查小组，奔赴十二个地市了解情况，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莆田县委随后向上级递交了检讨书，承认了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疏漏，从调查的情况去看，比李庆霖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以毛主席的回信为契机，知青上山下乡中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中央下发文件之后，各地关于侵犯知青利益的案件相继被揭发，很快就上报到了。最先揭发出的恶性案件就是黑龙江建设兵团团长、参谋长两人合伙侵犯几十名女知青，周总理看到之后怒不可遏：

　　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听说之后气愤地批判到：

　　在的高度关注下，各地开始大规模整顿，就上山下乡中出现的问题统统做出整改。随后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同时要求各地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在上山下乡的规定上也做出了调整，知青们的生活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李庆霖大起大落的人生1973年6月，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了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写的信非常好，同时说中央有交代，工作生活上的困难尽管提。当时李庆霖就提出了两个要求，撤销当年因毕业班成绩不理想给予自己的处分，同时恢复他妻子的正式工作。

　　李庆霖被推举为福建省高校招生办主任之后，负责在高考招生工作中严格把关，各种企图为子女“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工作人员向他汇报说有几位将军打了招呼，希望给他们的子女留几个名额，结果遭到了李庆霖的拒绝，他觉得自身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年卷入政治漩涡的李庆霖被隔离审查，次年宣布正式被捕，法院将其判处为无期徒刑，对这个判决，李庆霖始终不服气，觉得自身虽然干了一些错事，但绝对不应该被判处无期徒刑。随后他被那派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一些曾经是知青的犯人，了解到李庆霖的身份之后，都亲切地称他为“李老师”，管教人员也只会安排他做一些烧开水之类的轻活。

　　有一次一个刑事犯将李庆霖刚刚准备好的开水提走，准备洗个澡，李庆霖上前阻拦，结果被这个刑事犯一把提了起来，准备对他动粗，正巧几个年轻人收工回来，见到这一幕立刻将刑事犯团团围住，将李庆霖救了下来。这几个年轻人都曾经是知青，对于当年李庆霖给予他们的帮助一直心怀感激，因此自觉地保护李庆霖。20世纪80年代，一些到福建旅游的知青了解到李庆霖在当地农场服刑，自发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到农场看望他，这些知青的行为感动了劳改支队的领导，破例允许他们同李庆霖见面。

　　从1983年开始，李庆霖的家人就被允许前来探望，在劳改支队的会见室中，李庆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孩子们，激动地拉着他们的手，亲切地叫着他们的名字。从此之后，李庆霖的孩子们就经常看望父亲，给他带去生活的希望，李庆霖也因此决定认真服刑，争取早日恢复自由。

　　李庆霖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被法院多次准予减刑，1993年，李庆霖的母亲病重，老人在弥留之际，最大的愿望就是再见儿子李庆霖一眼，李庆霖的孩子们为满足老人的愿望，尝试同劳改支队沟通，劳改支队收到电报之后，特批给李庆霖三天的假期，还派了两名干部陪同李庆霖一同回家。

　　1994年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了莆田县城，他对这17年的时间无限感慨，从入狱到恢复自由，真是不堪回首。

　　1997年李庆霖的老伴去世，当年在他入狱之后，他的老伴受牵连被开除公职，之后就始终没恢复，老伴的离世令李庆霖悲痛不已，当地百姓听说之后自发捐款，不但帮助他还清了医药费欠款，还让他的老伴顺利下葬。

　　这么多年中，全国各地的知青都没有忘记李庆霖，在知青们心中，李庆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广大的知青们一直在关注着他的命运。上世纪90年代，全国出现了知青文化的热潮，很多有关于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问世，作者们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当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的壮举，认为这封信是上山下乡的重大“分水岭”，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纷纷写信给李庆霖，表达自己对于这位老人的问候，还会寄钱给他治病，1998年知青作家卢荻专程到莆田采访李庆霖，采访期间打开了李庆霖的情感大门，李庆霖还挥毫赠送了卢荻两帧墨宝。李庆霖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还给他添了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给李庆霖的晚年带来了温馨。在李庆霖去世的前几年，经常会有记者登门采访，都被他一一谢绝。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李庆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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